与潘新志相识大概是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我在老家永春四中当化学教师，他是湖洋电影院的工作人员，那时改革开放伊始，电影市场方兴未艾，想买好票似乎都要与电影院的工作人员熟悉才行，我平时只在居家对面的仙溪电影院看电影，顺理成章地与他没有交集。机缘巧合的是，在与我同村一位作家的喜宴场合上，经人介绍幸会了他。

  由于教学之余喜欢舞文弄墨，在省、市、县报刊发表一些文学作品，1986年初，我从学校调往县直机关，历经报道组、秘书科、文联等单位，1991年3月调县文化局任副局长，与电影公司副经理新志兄又不期而遇了。彼时电影公司由我分管，我们开始有了较为频繁的接触。随着电影市场的不断滑坡，惨淡经营成为常态，后来日趋式微的时候，他挑起了经理的担子，想方设法拓展市场，稳住了队伍，保住了饭碗。再后来哀鸿遍野，一派萧条，只能靠乡下的市场勉强度日。那时让我感动的是，好多市、县电影公司都无心顾及临时工的社保，新志却为永春电影公司几位临时工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让他们免除了后顾之忧。

  1999年9月，我调往县广电局任副局长，不久电影公司由文化口转到广电口，让我们又成为同事，这种绕来绕去都交集在一起，冥冥之中有一种不解之缘。此时电影公司的运营已无法兑付职工的基本工资，好在广电比文化收入好些，每当局务会研究经济补助电影公司时，我无不尽力而为，给他们多争取一点资金。

  工作之余，我们经常吃咯摊（永春一种颇具本地特色的火锅），喝小酒，海阔天空地聊天，包括文学艺术。他能言，闲谈中插科打诨，时常会冒出许多出彩的句子，幽默风趣，让人捧腹；会写，毛笔、钢笔软硬兼施，双管齐下，影评、散文也兼而有之。据说早年在部队搞宣传工作时，写过诗歌散文，1980年新年前夕，他跟部队领导下基层，看到哨兵坚守阵地，有感而发写了一篇抒情散文《因为有我在这》，收入一本《武夷山》的合集；有道是上帝为你打开一扇门的同时，也为你关上一扇窗。他先天不足的是酒量有限，一看到酒往往退避三舍，不得已就喝一点低度酒。当时只要外出参加应酬，我经常要替他挡驾，甚至越俎代庖。当然，由于感性使然，遇到有些场合无法推托时，他会豁出去喝，直到排山倒海地吐。

  还是言归正传吧。古代文人的书写，皆以毛笔为唯一的工具，那种柔软的羊毫蓄着黑色的墨汁，在竹简或宣纸上游走，小字如蝇，大字如斗，无不透露一种潇洒的行为。如今多数人以硬笔书写，久违了羊毫的亲合力，偶尔拿起毛笔，手就不听使唤，写出来的字如春蚓秋蛇，张牙舞爪。我在部队服役期间，与我的高中语文老师联系不辍，他给我写的信都是毛笔小楷行书，行云流水，字文俱佳，我一封不落地精心保存，还时不时地拿出来欣赏。

  平时多数人写书法，宣纸要根据字的大小进行折叠，然后摊开在桌上，或凝神静立，或正襟危坐，甚至沐浴更衣，仪式感十足，无形中仿如一种不成规则的规则。新志兄却与众不同，宣纸不用折叠，直接铺在干净的地板上，稍加酝酿，便胸有成竹地一挥而就。这种随意自然的行为，我觉得他和大地有一种亲近的默契，如同农民与土地水乳交融的关系一样，春种，秋收，冬藏，皆已了然于胸。那柔软的羊豪是否从大地上获取一种灵感，然后气脉贯通，左右逢源呢？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新志在达埔中心小学读书时，学校有一位姓李的老师，擅长毛笔字，新志受其影响，耳濡目染，揣摩模仿，渐渐入门。

  然后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加以天赋异禀融合其中，有所成就也就顺理成章。按他的话说，既要谦虚又要自信。谦虚在于博取众长，包括字帖里的经典，以及现实接触的好作品，融汇贯通；自信在于不随风而动，人云亦云，毫无主见。他选择从隶书入手，以这种古朴枯拙的书法做为根基，糅合行草流动多变，进而交融一体，在朴拙中产生灵气，形成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的态势。

  他深谙一条艺术规律：即“有个性活，无个性死”，从而矢志不移地突出自我，不断寻求突破，并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到1993年时，“潘体”书法已初具雏形。此后他仍脚踏实地，慢慢求索，不断创新，终于蜕变成蝶。2017年，他为母校达埔中心小学百年校庆的题词“鹤发银丝映日月，丹心热血沃新花”，以炉火纯青的“潘体”书法荣获国家版权局作品登记保护。

  对新志兄书法的艺术特色，央视资深文化记者孟峻颖颇有研究，她曾经撰写了《潘体”书法艺术特色之解析》，指出：“潘体书法以成熟稳重的隶书为基础，兼有草、篆、楷、行笔意。品位飘逸，个性突出，集气势、神采、章法、结字、笔墨融合于一体，细入毫芒，却又波磔分明”。进而说道“章法随意，信笔拈来，不加雕琢；结字儒雅，笔墨洒脱，苍润清劲，可谓独树一帜”。

  他独具风格的书法，受到社会各界的拥趸，被不同领域的人收藏。由他题写的“永春佛手”、“永春白鹤拳”、“桃园诗讯”、“生财芦柑”等招牌榜书，广为流传，有的连同商品走向四面八方。

  他的书法作品首展于台北美术馆，巡展于韩、日等国，并在全国书法大赛中多次获奖。由此，一系列头銜应运而生：中国书画家协会理事、中国楹联协会会员、中国台湾书协委员、北京闽南文化创意产业商会艺术顾问等等。

  近年来随着网络的发展和微信群的建立，高度凝练又带有文化格调、具备“装饰性”与“金句”潜能的诗歌随之兴起。诗评家颇为传神地说：“被工业化逼到墙角的诗，极为吊诡地于高科技称雄之地卷土重来”。翻开不久前出版的《永春县传统诗词选集》一书，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入选的人数竟然达到一百四十多人，形成一支较为庞大的队伍，似乎与写现代诗文的人不相上下。在这里面，像新志兄这样由书家而进入诗家不乏其人。 由于宣纸的方寸间容纳有限，导致书写者大多挑选言简意赅的古诗词或对联，长期耳濡目染的缘故，不少书家也就成为诗人，两者相得益彰。

  我在1973年入伍当兵，彼时“文革”尚未结束，能读的书有限，除看鲁迅的杂文和浩然的长篇小说外，就背诵或者抄写借来的《唐诗三百首》和《宋词一百首》，成了革命队伍中少有的“书呆子”。有一句话叫做“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我不写古体诗，觉得戴着镣铐跳舞，太过束缚，就古为今用，创作自由诗和散文诗。对现在许多人写的古体诗，我有些看不下去，觉得缺乏诗情画意和想象力。新志兄是少数的例外，不仅诗意盎然，还有不错的联想能力。

  “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之所以成为流行语，便缘于点明了这一隐隐存在的普遍感受，而且更是用“苟且”一词直白地描述出世俗生活的贫瘠感。因此诗歌既是独特的精神创造，又成为文化消费的对象，既如同“人性的小庙”，更是炫目的“集市”。新志兄的诗，都是从生活的海洋中拎出来的干货，无论是因为新冠疫情困守家中，仍期待着“肃杀严冬辞旧岁，春雷正待发新声”，还是感悟人生的“面朝大海生新喜，背向平川念旧愁”，都是从生活中的烟火气派生出来的作品。即便同友人到一个清静的寺庙，闲情逸致中也能激发人的想象力：“一缕青烟随远客，半窗弦月照僧人”。

  现代人的生活不再仅限于吃饱穿暖，因而游山玩水畅游国内外成为必不可少的内容。一座山、一泓水、一朵花、一片沙漠都是陌生化的对象，可以产生美感。诚然，如美国艺术学者W．J．T米切尔在《风景与权力》一书中写道：“风景不是一种艺术类型而是一种媒介，风景是以文化为媒介的自然景色”。

  新志兄在旅游中，不仅获得美景、美食，也获得不少佳作。如《峡西壶口瀑布》：“十里方闻奇兽吼，银河倒泻吐壶颠。沸腾浊浪冲翻底，咆哮嘶声扯破天。野马断缰势难挡，螳螂完臂亦维艰。古水文明不停止，直奔东海积深渊”。中国的四大瀑布各具特色，有的纤柔飘逸如雁荡山的大龙湫瀑布，有气象万千呈现水帘奇景的黄果树瀑布，有万马奔腾翻江倒海的壶口瀑布，有激流呼啸水石相击的吊水楼瀑布。壶口瀑布蕴含着《黄河大合唱》的雄浑豪放，撼人魂魄。这首诗一方面从听觉上渲染：“奇兽吼”、“扯破天”，另一方面还从视觉上强化：“银河倒泻”、“沸腾浊浪”、“野马断缰”，两相叠加，还有.层层推进的的比喻，让人如置身现场，感受那种排山倒海的气势。

  作为中国四大佛教石窟：山西云岗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甘肃的麦积山石窟以及敦煌石窟，无疑都是佛教艺术的集大成者，尤其是敦煌莫高窟，在四大石窟中稳坐头把交椅，无论是佛像的雕塑艺术，还是毗邻的月牙泉、鸣沙山，都让人叹为观止。

  新志兄创作的《又见敦煌》这一古风，诗长达五十句，洋洋洒洒，我想如果不这样，无以容纳他千言万语积压在胸的思想感情和澎湃的思绪，尔后沉吟再三，厚积薄发于笔端的，就有层出不穷的佳句，“铁脊担星月，驼铃伴日斜”：黄昏时节，骑在驼背上，看斜阳照耀着漫漫黄沙，而淡淡的星月似乎也已挂在高空上，这是一幅难得的风景画。“野迹沙洲远，临关灯火华”：暮色中，那个传说中的沙州仿佛还是遥远的，但已经商业化的敦煌却是华灯初上，一派繁华与喧嚣。“月牙泉浸月，鼓角应胡笳”：一轮明月倒映在月牙泉里熠熠生辉，此时鼓角和胡笳声相互呼应，仿佛千军万马的古战场。“情多意不却，饮罢话桑麻”：有太多的情感想表达，也就不惧陌生，借着酒意与不相识的人讲述那些家长里短的事情。“残壁坐真佛，香火接天涯”：历尽沧桑的佛像依然高高在上，保佑着芸芸众生，只是人们祈求太多，使那虔诚的香火绵延不绝。整首诗里既有感情的挥洒，又有诸多思索的东西。

  外出旅游，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大都是第一次接触，新鲜感不言而喻，由此产生的诗情画意水到渠成。其实家乡的老风景，有时像陈酿的酒一样，也可以迸发出好诗。新志在《桃源颂》里有一首写仙洞风景区的绝句：“蓬壶仙洞鸟声娴，水碧兰幽野径弯。不遇普贤开悟处，怎来自在启禅关”。前两句写景的“鸟声娴”和“野径弯”，信手拈来，浑然天成，尤其是“弯”字的运用，凸显虎关鸟道的崎岖曲折，可谓一字值千金。而后两句的情感抒发，既清晰又朦胧，耐人寻味。

  还有一首也是七绝：“醉漾轻舟已忘年，桃源深处水含烟。坐看春景不知远，留在山中莫羡仙”。是的，春天，荡舟水上，是会忘记年龄的，因为水上薄雾飘逸，无疑是一幅优美的画面。坐在船上欣赏两岸的景象，即便是仙人也会羡慕的，就像林语堂对苏轼的评价“半在尘世半为仙”的情景一样。

  诗意生活是一种俗世的理想状态，需要被具象化、形象化。最具说服力的方式便是从文化传统中挖掘出符合“诗意”原则的历史人物，于是陶渊明、王维、李白、苏轼等诗人被重新唤回，成为“诗意栖居”的典范。我们可以化俗为雅，在生活中感悟那种浓郁的诗情来。最后还是运用了唐朝诗人王昌龄的一首诗《送柴侍御》，把其中一句“青山一道同云雨”篡改为“诗书一道同优雅”，作为本文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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