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盘山公路弯弯曲曲地拐进一个绿意盎然、流水潺潺的山村。这里有“一座座青山紧相连”，有“一朵朵白云绕山间”，还有“一片片梯田一层层绿”。这个远离集镇的秀丽山村，就是我一九六九年春天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全家上山插队落户）的地方：永春县达埔公社达山大队（现在叫达埔镇达山村）。我家和另外几户人家还有几个单身知青，被安插在离大队部两公里的桂地自然村各生产队（现在叫村民小组）。父亲是小学教师，也随我家上山从平原校调到达山小学。

在这“广阔的天地里”，我听毛主席的话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凭着年轻有力气，肯吃苦耐劳，很快就学会了各种农活。挥锄挑担，犁地耙田，插秧蓐草，割稻打谷，样样活儿干起来都和当地的农民差不离。

在这里，我认识了几个在学校当民办或代课教师的本村回乡青年。我好羡慕他们，痴痴地想着什么时候我这个老三届知青也能过把教师瘾，让自己的学识有用武之地呢？

机会终于来了。一九七八年秋季，在达山小学任教导的父亲为我争取到一个编制内的代课名额，说好了不能在总校，要去分班。当父亲和校长征求我的意见时，我满口答应，高兴得晚上睡不着觉。代课教师工资微薄，分班工作又繁杂辛苦，这些我无所谓，能当教师就行，先干起来再说。

我去代课的地方是平地洋分班，离总校两公里多，离我家将近五公里，比较偏僻。分班设在一座不住人家的老旧祖厝里，教室、宿舍、厨房都在里面。这个分班规模不大，一到三年级，学生不到四十人。教师只有两个，另一个是本地的民办教师，有好几年教龄，学校让他当分班负责人。

三个年级两个教师，必定要有一个复式班。根据各年级学生人数安排，一年级新生二十人是单式班，二、三年级合起来不到二十人是复式班。复式班是那个年代山区校的一个办学特色，各处分班里的复式班比比皆是。可以想见，要上好复式班是不容易的，也是很辛苦的。

功课是这样安排的：我教一年级语文（兼班主任）和二、三年级的数学（复式班）；那位民办教师教二、三年级语文（兼复式班班主任）和一年级数学。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老”教师对我这个新手的照顾。

我的教书匠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原以为凭自己的学识和能力，应付一、二、三年级教学绰绰有余，其实不然。要上好一节课，让学生听得懂，学得好，是大有讲究的。上一年级第一节课时，尽管我做了充分的准备，还是有点手忙脚乱，力不从心。上复式课难度更大，如何分配不同年级的教学时间，如何安排不同年级学生的动静搭配，都要认真考虑，周详谋划。起初，我上复式课常常要拖课很长时间才能完成教学任务。摸索实践一段时间后，渐渐得心应手了。

我始终认为，无论什么工作，都可以学，而且可以学好，做好。“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道理上小学时就懂了。学校订的教学参考资料很丰富、很完备，连每课时的教案都有，只要肯多花时间，多下力气，不愁学不来，做不好。况且身边还有一位“老”教师，我经常虚心向他请教，获益非浅。

分班（特别是有复式班）的工作确实是辛苦的。整天上课没有空节，也不能每节课固定上四十分钟。有时为了完成教学任务，一节课上一小时或更长，那是常有的事。“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除了日常的教案、作业、试卷，期初各种计划，期末各种总结，学校开会，听课教研，样样不能落下，忙得够呛。

我不怕困难艰苦，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接受挑战。我坚信，在生产队参加繁重的农业劳动磨炼了近十年，还有什么苦不能吃，什么重压不能承受呢？

因为离家较远，不可能天天跑路，我必须住校。那时交通落后，虽说公路已经通到各个角落，但全村难得见到一辆自行车。校长家在城关，到学校三十多公里路程，其中盘山公路足足十公里。他就是骑着学校仅有的一辆旧自行车来回奔波。即使是寒冷的冬天，推车上山也要累出一身汗。其他家在平原地区的教师，大多数靠两只脚“趴趴走”，只有少数人骑自行车。（那时公路上还没有见到摩托车。）和他们比起来，我走这点路程简直算不了什么。

住校也有好处，使我有充足的时间备课，批改作业，做好各项常规工作；还可以经常家访，了解学生的情况，密切和家长的联系。

大多数分班只上主科语文、数学，其他副科只是课程表上的摆设，顾不得上，或很少上，这是受分班的客观条件所制约的。我感到这样太枯燥，对学生不好。因此，经常安排一点时间让学生唱歌、画画，做游戏或体育活动，这样做，很受学生的欢迎。

我住在分班，三餐要自己烧火做饭，柴火由生产队提供，让学生送来。什么高压锅、电磁炉、电饭煲，那时不只是没见过，连听都没听说。照明用的电是大队建的小水电站发的，电力不足且经常停电，所以，蜡烛、煤油灯必不可少。

至于三餐做饭，早晚比较好办，早上起早一点做早饭，下午放学后做晚饭的时间很宽松。就是中午做饭的时间较紧，上午放学后才做饭，午休时间减少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习惯就好了。

我住在分班，还利用生产队划给分班的田地种菜。种菜的见效很快，不仅够吃，有时周末还能带蔬菜回家，也算是一种创收吧。

那时候，山区的贫困落后从学生身上也能看出来。不少孩子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光着脚。寒冬时节，因为衣服单薄，一些孩子上学抱着火笼取暖，更有甚者连鞋也穿不上。看着这些孩子让人心疼不已。我只能认真地教书，真心地希望这些孩子学好知识，走出大山，摆脱贫困。

就这样，我在平地洋分班工作了一年。这是我三十多年教师职业生涯的开端，值得我铭记在心，终生不忘。

一九七九年秋季，也许是校长发现我对初中数学有两下子，把我从分班调到总校教初中班的数学。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为了方便山区孩子上初中，一些山区学校开办了二年制的初中班（俗称戴帽）。上级给编制但没法分配中学教师，初中班的师资由各校自行解决，学区在人事安排上给予适当照顾。就这样，我这个初中毕业生居然滥竽充数教了四年初中班，直到一九八三年秋季小学“戴帽”初中班全部撤销，成为历史。

一九七九年对我来说还有一件意义非凡的大事。这一年，中央着手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的上山下乡知青就业问题。千千万万的知青跳出“农门”，走进各行各业吃“皇粮”，领工资，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和我一同上山下乡的知青前几年陆续有人招工了。现在，有的去了电厂，有的去了供销社，有的去了卫生院……。我从代课转为公办教师（简称转正），就地安排在达山小学。工资一下子从每月24元涨到41元，和我们的校长差不多。真是天大的喜事啊！这是我人生一个重大的转折，从此我的人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转正后，我怀着一颗感恩戴德的心，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工作更加努力认真，不敢有丝毫懈怠。我的表现深受群众和领导的好评。

一九八O年，在全国性的回城浪潮中，我家和所有上山落户的人家都迁回了原籍，父亲也调回平原校工作。于是我成了周一上山、周末下山的外地教师。

我坚持一贯的作风，周一到校从不迟到。前几年靠双脚“长征”，天没亮就出门，冬天也走得汗流浃背。后来买了自行车，则是上山辛苦下山轻松。直到九十年代初买了摩托车，与时俱进跟上了时代前进的步伐。

我长期在山区工作，从没向领导提过调动的要求。有人说我傻，不会和领导疏通关系。我不在乎，我认为和以前做工务农相比，能吃“皇粮”，领不薄的工资，已经心满意足了。不管在什么地方，我都应该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做好本职工作。否则，对不起党和政府，对不起学生和家长，也不起自己的道德和良心。

一九九八年秋季，全镇范围内进行较大的人事调整。可能是领导考虑到我已年近半百，把我从山区校调到离家较近、交通便利的平原校。离开熟悉的工作环境，离开熟悉的学生和家长，离开我曾经奉献青春、挥洒汗水、当作“第二故乡”的这片热土，我还真有点恋恋不舍呢!

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九八年，我在山区学校工作整整二十年。二十轮春夏秋冬，寒来暑往，二十载沐风栉雨，教书育人，我甘之如饴，无怨无悔。

  2022年10月3日

（此文收入泉州市离退休教育工作者协会2022年元月编辑出版的《教坛轶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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