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伯父苏永天在我家乡当时的大队第九生产队里当了20年的小队长，到了70年代末期才卸任，他身材高大，迈开步子不温不火，特别是在集体劳动中更会显现出威严和冷峻，伯父除了带头拣重活去做，而且都是在歇工的时刻才吸起“喇叭筒”——纸烟来满足烟瘾。一起出工的社员看在眼里、懂在心里，都比较团结和卖力，因此本生产队的春耕、夏播、秋收、冬种都能如期完成，粮食连年丰产，曾经6次得到公社的表扬嘉奖，苏永天这姓名也好几回从家家户户墙上悬挂着的有线广播里钻了出来。

有一次，伯父带领大家在野外撒播紫云英，其中有近半的女社员。人们正忙碌的时候，一个后生报告说肚子不舒服，要去解决一下。伯父立即答应：去吧，远一点，让她们盯不到你，这才是体统。那人点点头就急急的走了，可是到了停工吃午饭，仍没有看到他的踪影，等下午出工的时候才现身，伯父沉默着，没问及什么，等傍晚评工分了，伯父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酌情减掉一个工分，那人很不服气，当场有板有眼的据“理”力争：队长，你不是要我走远些吗？我就很听你的话，一直走到三公里外的山底下方便，这样够远了吧？我按你的指示去做，有错吗？伯父把牙齿咬得蹦蹦响，径直朝记工员嚷道：真是的，加扣一个工分，我也一样扣两个工分，可以了吧？！记工员愣着不知如何是好，伯父往前抓过钢笔，在红色框格的工分簿上真真切切的各划八分下去。

1969年的冬天，冷得早，刚入冬伯父随即召开生产队社员会，把上级积肥的任务分解到户，并将最后的期限明确公布。从那时起，社员们大都清早出动寻找牛粪、狗粪，有的还将自家的猪粪集中起来。过了几天，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将积好的农家肥按数量多少交到了指定地点，由保管员称重，三个队委负责收取，伯父也经常在现场边帮忙边监督。一天临近傍晚，他五弟挑着一担畜粪晃悠悠的来交肥，伯父叫上保管员，过称之后，登记好重量，就准备倒入大粪穴里了，这时，伯父扭亮了手电筒，在篓筐里的畜粪上细细的照了一会，猛的转身拿来小木棍，挑了挑，抬头问五弟：这些是什么？五弟回答：是狗粪也有猪粪，怎么？应该不会不是粪吧？这时伯父先哼了几声，然后冷冷的说：是你自己去处理掉，还是我动手？五弟轻轻的笑了笑：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明明是粪啊，怎么了？伯父近乎咆哮：你还敢说，这是粪？这货色想蒙我啊，没门！他的话音刚落，五弟像泄了气的皮球瘪了，没再申辩什么，很不情愿的把“畜粪”悄悄的挑走了。保管员站着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伯父拍了拍他的肩膀：没你的事，我就这个挺真势，管他是谁，只要有损集体的，我坚决不放过，看他要怎么怨，怎么骂都行！原来五弟真的是耍假，他平时喜欢喝点“地瓜干”，睡得迟，那些牛粪、狗粪什么的都被人扫空了，自然交不了差，他只得动起歪点子，挖来一些土块用水湿润好，弄均匀，再锯下三寸左右长，口径大小不同的竹筒，做成模具，然后将软硬适合的泥土挤进竹筒，那头出来，便成了一节一节的短圆形状，其表面再覆盖上柴火的褐色灰烬，他所谓的畜粪就如此这般生产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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