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还是一年多前的2017年12月23日上午，福建省第十次律师代表大会在福州隆重开幕，在那个会上，永春县李林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林清荣荣获福建省优秀律师称号。查看名单可以发现，这是南安、安溪、永春、德化四个县（市）仅存的硕果。此奖项可谓货真价实，颇具含金量。与之有云泥之别的是，我曾经历过的一些文学奖项，不是小地方办大奖赛，就是乌合之众办全国赛。有一次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每位诗歌参赛者皆为“桂冠诗人”。

    最近为了某一份杂志的约稿，更多的是出自于内心的召唤使然，我萌发了写林清荣这个人的想法。自从退休后，我仅写过几位朋友文学艺术作品的评论，把笔触延伸到文艺圈子之外极少。五月初夏的一个下午，在永春县城一个商务酒店里，林清荣应邀与我小坐一叙。在永春佛手茶的氤氲之中，他向我徐徐展开他的往事……

    林清荣1970年12月出生于蓬壶镇美山村一个农家，他父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虽然头上顶着村民小组长的小小“乌纱帽”，却喜欢多管闲事，且“恶习”难改。按林清荣的话说，就是兼职村级调解员，能说会道，惯用农村的土道理，化解一个个村民的矛盾纠纷，为邻里之间的和睦牵线搭桥。由于耳濡目染的缘故，父亲的言行，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无异于“英雄壮举”，顺其自然地影响了他后来的职业选择和人生走向，而且倾向义无返顾般的决绝。他说，1989年参加高考，无论从重点院校还是一般中专，他报考的专业清一色是法律，无意旁顾。这对心理尚未成型的青年来说，是少有的。然而“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高考后重新填报志愿，他竟被调剂到福建师大历史系。既来之则安之，他随之潜心于历史浩瀚的烟云中。不仅如此，有三个暑假与两个寒假的护校时间，他干脆沉浸在师大图书馆里学习文史哲经法等学科知识。1993年大学毕业，他分配到永春五中当历史教师，凭着聪明能干，转正成为正式党员，还兼搞团委工作。

    达埔有一个山高皇帝远的贫困地区，叫乌石村和达山村，两村位于云雾缭绕的山顶，要抵达可谓山路十八弯，是让人一听就腿发软的地方，人口却有近两万之众。由于交通不便，学生辍学严重。1995年为了“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教育的需要，县有关部门决定要创建乌石中学，这是一所初中校。林清荣临危受命，调到那所后来被他自嘲为“永春最高学府”当副校长，主持学校工作，对贪图享受的人来说，去那里无异于“充军”。

    俗话说，“地瘠栽松柏，家贫子读书。”他深知山里人最朴素的想法，就是通过子女读书改变命运。他争分夺秒地工作，忙得不亦乐乎，很快就把这个新兴的学校纳入教学的正常轨道。在学校教学的同时，他还利用双休日给两个村未就学的青年扫盲。那时候，他经常用摩托车载人载物，有一次载课本，山路太滑，书本沾了些泥土，他还伤心地自责不已。在他离开多年后，我们一群文友跟他旧地重游，受到村民的热情宴请，杀鸡宰鸭的，嘘寒问暖的，仿佛是久违的亲人。酒足饭饱时我就想，他到那里仅一年，就与学生和家长打成一片，有的还建立深厚的感情，无疑是全身心的投入。后来，他又调到延清中学和三中任职，工作上无不干得风生水起。

                          二

    但是从小就憧憬着律师职业的思想，就像压在石头下的草开始曲折地萌发，工作之余，他就潜心修炼，恶补法律知识，终于在1998年的全国律师资格考试获得通过。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否则从一张白纸开始，竟然描绘了一幅美丽的图画，谈何容易？随着跨行的事业的发展，他开始在一片新天地里施展身手，走上一名职业律师的道路。

    “万事开头难”，从“冷板凳”坐起，通过他辛勤和智慧的付出，新的事业渐入佳境。林清荣坦言，为了积累经验，更是闲不住的本性使然，他每一年接手的案件都有100多件，其中有一年达到300多件，日均约一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他说从事律师20年来，他承接的各种案件达到3000多件，长时间陀螺般旋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像一名全职医生一样，职业律师或许也是只博不专。2007年至2008年间，各地的房地产开始呈现一种炙手可热的势头。他审时度势，单刀直入，集中精力钻研房地产方面的法律法规，终有所获，并成为这一方面的行家里手，现在永春县的十大房地产公司的法律顾问，十有八九收入他的囊中。

    在律师生涯中，他从不打无准备之仗，这种未雨绸缪的职业精神，注定使他在工作中砥砺前行，遇山开路，遇水搭桥，化解了不少疑难案件。同时从一种社会责任感出发，他频频为弱势群体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服务。

    2003年，有一名在社会上小有地位的中年男子，长期用电话骚扰多位女青年，有一次约其中的一名女青年见面，女青年的丈夫与另一位被骚扰者的丈夫一同尾随而去，女青年的丈夫动手打了这位骚扰者，造成轻伤的后果。按常规，这个案件可能会被定性为故意伤害罪，除了判刑，还要进行经济理赔。林清荣深知由于立法滞后，缺乏人格权和名誉侵权方面的法律保障，这名女青年受骚扰未能充分维权，而其丈夫则凶多吉少。但他知难而进，从道德和社会舆论的角度切入，在法庭上阐述时情理兼具，终于使这位女青年的丈夫仅判缓刑，且不必赔偿医药费，获得社会的赞誉。

    10多年前，县有关公司在体制改革中，实行一刀切，一批工人下岗并失去社保方面的保障，几近净身出户，让这些下岗者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到县有关部门多次反映未果，最后诉诸法律。林清荣受这批下岗工人的委托，在泉州市中院二审的法庭上，阐述了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据理力争，最后法庭判定县有关公司要为下岗工人交社保直至退休，使下岗工人免除了后顾之忧，赢得这场官司，维护了下岗工人的合法权益。

    还有他受指派辩护的一起刑事案件，受援者是一位农村妇女，由于重男轻女思想作祟，用被子捂死亲生女婴，构成故意杀人罪，应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至死刑。而她的经济及其困难，无力聘请律师。林清荣听到深刻剖析了案情后，就主动承接法律援助义务，在对农妇犯罪主观动机、法律意识、社会影响等多方面进行调查后，庭审中深刻剖析了农村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源与危害，还阐述了对被告人可以大幅度从轻处罚的各项理由，得到法庭的采信，合议庭最后根据刑法“宽严相济”的原则对这位农妇按最低有期徒刑10年作出判决。农妇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并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承担应有的刑罚责任，同时也接受了一场深入内心的法制教育。

                         三

    随着国家法制建设的不断强化，林清荣作为亲历者和实践者，颇有深刻的体会，他简要谈了几方面：执法环境不断优化，依法办事渐成风气；法律体系建设越来越健全，法律工作者有法可依，但执业竞争日趋激烈，律师素质参差不齐，20％的律师拥有80％的案件，而80％的律师仅有20％的案件；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作为律师，不仅要有专业知识，还要有商业思维，也就是“功夫在诗外”；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选择侧重点，才能有所突破，。

   当然，法制建设必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他认为目前律师工作还存在一些困难：一是取证难。主要是一些部门之间对律师取证配合不到位，互相推诿时有存在，往往要找领导才能解决；二是会见难。特别是刑事案件，要到有关羁押单位会见当事者，得排长队，还难得见上一面；三是执行难。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近些年已有明显改变，但因诚信立法与诚信制度有待完善，所以仍然存在诸多不足。

    对一个长期进行司法实践且有自己思考的律师来说，对现在司法适用中应该进行改革的问题也不少，他认为有几点：一是司法解释外来化，缺乏与本土的有机融合。像交通事故的同命不同价问题，一条人命的赔偿金，城市居民和农村民民是三比一，差距太大，有失公平。二是缺乏利弊兼顾的考量。如近年来，根据政策和稳定金融形势的需要，为打击民间高利贷，解决职业放贷人的问题，虽然规范了民间借贷，但从另一方面又造成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三是同院不同判、同庭不同判的现象仍然存在。这主要是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把握不一，缺少限制机制所导致的。这一些，都有待于今后加以完善和解决。

    林清荣不仅深耕职业律师的田地，还有诸多社会担当：作为泉州市政协委员，他积极参政议政，并就社会存在的问题勇于建言献策；作为泉州政法系统的廉政监督员，他努力履职，不断推进司法系统的勤政廉政建设；而在任职泉州泉永商会副监事长及诸多异地永春商会法律顾问中，他利用优势长袖善舞，发挥专业指导作用。最近他还作为永春新阶层人士联谊会的发起人，在积极筹备创立新阶层联谊会。此外，他每年还拿出收入的3％至5％用于慈善事业，扶贫济困，奖教助学，这方面他对学习与从教过的母校永春三中最是情有独钟。

                       四

    明代名人张岱曾说过，“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这种说法，表面看起来惊世骇俗有失偏颇，实际上是一种深入到骨头里的见解。林清荣有许多癖好：

    首先是爱读书，特别是喜好文史。他既然读了4年的大学历史，就不会轻易地让它在法律条文的海洋中彻底淹没。英国的培根不是有一句话叫做“读史使人明智”吗？仅就历史上的多起奇案，就足以发人深省。

    在调查取证的过程中，由于经常东奔西走，他会忙中偷闲游览名山大川。喜欢旅游，是别有一种审美的情趣。他对我说，近年来热衷于寻访民国时期佛教大师的足迹，去探寻他们拄锡寺庙的生活，从而加深对某一宗教的深入了解。如近代四大高僧的弘一法师，从杭州出家的虎跑寺，到惠安净峰寺、晋江草庵、永春普济寺及清源山的舍利塔等，他都一一探访。我跟他一起到过普济寺，他对弘一法师的历史如数家珍，让我印象深刻。

    还有另一位四大高僧之一的虚云大师，原籍湖南湘乡，结胎于永春州，出生于泉州，至1959年10月圆寂，世寿120岁，曾任首届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他循着高僧的足迹，到过福州鼓山涌泉寺、江西永修真如寺、浙江国清寺、云南鸡足山、广东韶关南华寺等等。

    当然有闲暇的时候，他也会心有所动，突发奇想，来个说走就走的旅行，轻松而自由，如浙江普陀山，他已走过近20次仍乐此不疲。

    诚然，一些著名文艺家的故居也是他喜欢光顾的地方，如绍兴的鲁迅故居，乌镇的茅盾、木心故居，四川的杜甫草堂、李白故里，湖北的屈原祠等等都留下他的足迹。

    对某些宗教有选择的研究，是一些文艺家的共同点，或许它可以使人独具视角，或许让作品更有哲理的深度。对于律师而言，宗教的介入，无疑是理性的叠加，而文学的熏陶，则为理性披上感性的外衣，更为立体丰富。在我看来，往往许多不同门类的知识，表面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实则却相互渗透。

   与林清荣结识的机缘巧合，也仅有约十年左右的时间。 那是我在永春县广电局任职的2010年，当时局里拟聘一名法律顾问，以应对宣传和网络在社会服务中遇到的矛盾纠纷，经一位同事的推荐，我与他开始接触，并共同推到局务会上研究确定。由于有共同语言，此后就常来常往。记得有一次，几位朋友联袂到大田、永安一游，他也同行。在永安的一个清早，我和他几个人要去吃早饭，正碰到另一位文友走在不同的道上，林清荣观察细微，说了一句，“他口中有物”，此言证明那位文友已用过早餐。“口中有物”四个字不是一般人能说出来的，让我瞬间觉得他不仅仅是一名律师，还是一位有读书的人。当然，他对一些历史故事更是如数家珍，让人如沐春风。

    酒是友情的媒介，他与我们几位文人“酒气相投”，因而就经常凑在一起推杯换盏，面红耳赤之时，信口开河，谈论文学艺术，兼论其他难言之隐。我由衷感慨的是，吃吃喝喝结束后，大多由他买单。他的酒量在我们这伙人里可排三甲之内，以资证明的是，我至今尚未发现他喝到失态的时候。

    他偶尔有文学作品问世，主要是一些颇具谐趣的打油诗，让人看后忍俊不禁，他自谦说是酒后涂鸦。我倒认为，他不但是永春文学界的朋友，更是许多文学作品的催化剂。在《永春作家》的微信群中，就某些事情的见解，他颇有历史观和哲理的阐述。

                          五　

    2012年底，我家就在厦门添置了房子，未退休前，不时到厦门小住，退休后就长驻厦门了。他经常从永春来看我，一见面势必要喝几杯，惭愧的是，我很少尽过地主之谊，反倒是他和他的朋友、学生做东居多。有时共同在某一活动时喝了一场，意犹未尽又摆开“第二战场”。

    前不久，我在微信上告诉他哪一天可能要回永春，希望晚上吃饭时，他能拨忙小聚一下。由于是酒后之言，说过就忘了。翌日上午，有一文友在电话中问我是否已启程回永春，说林清荣已在某一酒店定下一个特大的包厢，连陪同人员都已提前通知到位，并且把房间都订好了。我知道后感动不已，赶紧启程履约。那晚，偌大的一大桌子，足有十数人，大多是文友，济济一堂，畅所欲言，其乐融融。吃完饭，接着喝酒唱歌。

    他育有一男一女，珠联璧合。不应酬时，他就与小孩腻在家里的书房，或各自读书，或交流一些问题。他女儿林靖雯在泉州实验中学滨江校区就读初一，有一篇写父亲的征文《偏偏是你》，在实验中学同题作文比赛中获得一等奖。文章写得不动声色又颇富感情，现引用几段如下：

    她的家门前有一条读书必经的小巷。“巷子里乌漆抹黑的一片，好似一个无底洞，唯有巷子出口的那抹暗黄的路灯光。有时微弱地闪着，就像下一秒马上会消失一般。每次我只能追着那光，小心地从黑暗的这头走到昏暗的那头。我是多么地希望巷子里有一盏灯，有个人能陪着我啊。”

    “过不了多久，那路灯便坏掉了。就此，我只能独自在黑暗中行走”。

    “但那天，当我又一次踏进小巷时，却惊讶地发现那小屋子旁竟亮起一束暖光。那么明亮而温暖，照亮了整个巷子”。

    一个雨夜，“父亲走到我的床头，掖了掖我的被角。他的手无意间碰到我的脸，那么地冰凉。这时，母亲说道：你也

不要天天去挂那个灯笼了，太辛苦了。只听父亲答道：唉，我总不能一直陪着她吧，她的路还很长，不能让她有了依赖。” 从这些摘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年仅13岁女孩文字的老到，有细节，有悬念，一种冷抒情的写法。

    我还想说的是有友情的人，必定也是有亲情的人，因为诸多情感都是纠缠在一起的。

    在我所接触的人中，有的趋于感性，有的趋于理性，两方面兼具的人很少，林清荣却是这样的人，感性做人，理性办事（法律绝对是理性的）。前者如火，后者如水，有一句话叫做水火不相容，而他却是一个能把水火相容在一起的人。

异乡即故乡

一

    对1989年那一批“留学”澳洲的人来说，一转眼离开故乡30年了。应该说，故乡早就变成了异乡，而异乡也早就变成了故乡。许多地方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离乡背井的习惯（或叫习俗），究其原因，大概有两种：一种是求新求异心理，想改变现状，尝试新的生活，这是一种主动行为；另一种是生活所迫，不得不另谋生路，如解放前的抓壮丁，还有贫穷等等，这是一种被动行为。永春人尤其热衷此道，现在海外华侨华人超过县内人口数倍，就是明证，无论是早期的下南洋，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出国潮，莫不如此。

    一位潘姓朋友曾两次交钱欲往澳洲，不料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却在县内经营企业小有成就，如今想到实地一游，聊解心结；而我有两位较好的朋友长驻澳洲，他们定期或不定期地回乡探亲访友，并与我们这一群狐朋狗友偶尔小聚，走出国门到澳洲探访他们，顺便旅游，可以形成一种不太对等的平衡。我们两人不谋而合，2019年4月中旬的澳洲之行顺其自然一拍即合，此行让我萌发写一写朋友的澳洲情结，此篇先从一位女性开始吧！

    她走了以后，却余音袅袅，绕檐三匝。她送的那一串风铃挂在永春县文联（县文化中心四楼）临街的窗口，靠近屋檐，微风一吹，丁当作响，如同她清脆爽朗的笑声。后来我还收到她寄来的贺年卡，记得是一张风驰电掣的奔马图，冥冥然昭示着她并不是圈于山城的“池中物”，而是想驰骋在更为广阔的天地中。

    这就是L女士，30多年前，一位与我在县直机关某单位的同事，我是科室负责人，专事舞文弄墨，她是年轻的打字员之一。那时没有电脑，我龙飞凤舞的书写，需要她用端庄的铅字还原。她那时与另一位少女皆年仅二十出头，正值青春年少，可谓豆寇年华，人美心巧，工作如鱼得水。有一次看着她们敲击健盘，像调动铅字的集团军，颇有触动，后来为她们写了一篇散文诗《女打字员》，其中有这样几句：”“你有时是运筹帷幄的将军，坐在指挥台上呼风唤雨，调动千军万马，捷报自前方一封封飘来”。

    “你有时懊恼自己是一首古老的歌，日复一日地吟唱同一乐曲”。

    “在辛勤耕耘的地上，你总是渴望自己的身上结满诱人的果实”。

     1989年7月，我通过选举改任县文联专职副主席，与另外一位老朋友一起，成为新的搭档，搬到县文化中心四楼的一间办公室。她和许多老同事偶尔去县文联，或泡茶聊天，海阔天空，或小酌怡情，调侃揶揄，其乐融融。

    按理说，她父母是双职工，在县城建有一幢楼房，居住宽敞，动静分离。她本人也端着“铁饭碗”，每月有稳定的收入。而作为姐妹4人中的老三，她同样是家中的“公主”级人物，日子过得蛮滋润的。

    谁会想到，这个看起来白净温柔、笑口常开、颇有女人味的L女士，并不满足于舒适温馨的生活，竟会不声不响地以留学的名义远赴澳大利亚呢？后来我想，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她血液中有不安于现状的细胞在涌动，看看她的家庭，她，她的二姐、妹妹皆在境外，唯独大姐较早出嫁，固守永春。显而易见，这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家族传承的版本。

    据说现在澳洲有120万华人，约占澳洲总人口的5％，从1989年至1991年期间出去的居多，仅第一年永春人就去了100多名。据我观察，彼时赴澳的一拨人中，大多是中产阶级的男女青年，思想活跃，有冒险精神，不囿于约定俗成的圈子，有的想改变一种生活方式，有的为下一代的教育着想（如同行的潘姓朋友），而出国就是最好的途径。说实话，当时每人要交三四万元（人民币）的留学费用，不是一般人能掏得出来，诚然，东借西凑的也不在少数，关键在于决心。

    至今让我记忆犹深的是，L女士颇有情商之举，临去澳洲前特地买了一串风铃挂在文联窗台上方，让两个男性构成的世界，揉进了女性浪漫的气息，犹如一首青春抒情的旋律，在我们心窝里经久不衰地回旋。

二

   已是趋于年底的1989年12月21日，她告别亲友，毅然奔赴七千公里之外的天地，像候鸟一样从太平洋的西岸飞到太平洋的南岸，季节却从一个国度严寒的冬天，跨进另一个国度炎热的夏天，那是冰火两重天的境地。

    几天后她到达悉尼，那是澳洲名副其实的第一大城市，有造型既像贝壳又像风帆的歌剧院，有独具特色的海港大桥，还有其他琳琅满目的景点和美食。原先我孤陋寡闻地认为，美国、西欧等经济无疑是世界一流，澳洲应次之，不料澳洲之行前查一下资料，超过2000万以上人口国家的人均GDP，澳洲名列第一，人均6万多美元，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是常理，就像眼下国人都从农村涌入城市一样，因为有不对等的物质资源和人文资源。

    彼时的出国潮，每人交了数万元，离乡背井，表面是去“留学”，目的是扎根，把异乡当作长久的居住地。万事开头难。第一步是要解决经济来源，也就是打工挣钱。然而12月27日她抵达悉尼时，正值当地圣诞节放一个月的长假，那是西方人的最大节日，如同国人的春节，工厂停工，商家闭门，大多都忙于过节了。急于找份工作自然成了奢求，彼时她身上仅揣500元（澳币，下同），不得不省吃俭用，节衣缩食，房租也得精打细算。

    那时留学澳洲方兴未艾、高潮迭起，大批寻求改变命运的男女青年，一样的追求让他们同呼吸共患难。最开始，经济和语言都是面临的拦路虎。他们租住的公寓，每个房间三个人，每人每周付租金20多元，晚上有人迟一点回来，就打扰了熟睡的人，至于梦话和磨牙更得共享，无法屏蔽。窝居的狭小空间里，仅有一张床是自己的，许多场所却是公共的：厨房紧锣密鼓连接着锅碗瓢盆进行曲，厕所则成为急促的战斗系列，有的人憋到脸红心跳，甚至尿湿裤子。当然群居也有好处，一两肥肉下锅，所有人都咽口水；一人煮有什么好吃的，也不好意思独自享用。

    L女士对我说，为了省钱，当时发生了许多难以启齿的生活细节。因为当地租房没有提供单人床，他们舍不得买，只能想方设法解决，她们观察发现，有一些商店外堆积一些空置的牛奶箱，八个可凑齐一张简易的单人床，她们就去偷来用，床垫则拣拾别人弃之不用的旧品。简易的装备毕竟不牢靠，一翻身就嘎吱作响，要是男女同床，定会山摇地动的。

    她笑称，这种行为无疑是物尽其用，变废为宝。我则理解为，穷则思变会激发人的一种潜能，甚至会有灵光一闪近于发明创造的行为。如同我小时候经常饿肚子，就与小伙伴合伙去偷人家房前屋后的水果，在树上怕扔下果实有声响，就把两片衣襟扎起来，水果放置背部的衣内，成为临时的布袋，创造性别出心裁。

    贫困的土壤，往往会滋生许多有趣而又略显辛酸的故事，让人事后津津乐道：为了节省伙食费，每到傍晚，就有一位同伴到即将打烊的菜市场拣拾剥掉外皮的菜叶，嘴上还用闽南语念叨着：“不收心（不珍惜的意思），不收心”。有些动物的下脚料：鸡脖、鸡爪、猪蹄是鬼佬不吃的，很便宜，这些都成为她们改善生活的荤食。如六个猪蹄一元钱，用电锯剖开四个猪蹄工钱一元，为了节省加工费，她们把整个猪蹄放到锅里炖煮，然后每人拿一个啃，啃得满脸像化妆一样，有如戏台上的小丑。

    有一次，几个人狠狠心合伙买了一瓶冰冻可乐，一人呡一小口，舍不得一下喝完，这瓶可乐轮转数圈，最后都被一双双手捂热了，贫困与乐观就在一瓶可乐中晃荡着，融为一体。这些故事，无疑体现了她们早期生活的黑色幽默。

    终于捱到长假结束，她经一位朋友介绍，到一个越南华人创办的餐馆里找了一个洗碗工的岗位，这是抵澳后打的第一份工。由于长假和人生地不熟已把人的期望值消磨殆尽，尽管政府有关部门规定每小时的最低工资不应少于8元，但作为初来乍到的她们来说，似乎是那些小企业主（华人居多）刀俎下的鱼肉，每人每小时仅有3元多，根本不敢讨价还价。口头上还要千恩万谢，平时更是低眉顺眼，辛勤劳作，唯恐被炒鱿鱼。

    源源不断的盆碗，堆成小山一样，让她像机器人一样洗得天昏地暗。虽然属于打短工的性质，时间并不长，但由于站立操作，腰酸腿疼，双脚肿胀，而手泡得白萝卜似的，那种艰辛，一言难尽。我十年前听她讲过在澳洲打工的情形后，曾在一篇散文诗《那一杯红酒》里写道：“你真想抓一把故乡的云作为坐垫，坐下来稍微喘息一下”。就这种工作也仅延续一周时间，原来她想通过朋友请假，暗地里去其他门店兼职第二份工作，当即被老板炒了鱿鱼。

    之后，她又去应聘一家服装厂的车衣工，以前在家里过着“娇小姐”的生活，“没有撑家”的缘故，导致她“不知柴米价”，对缝纫技术更是一窍不通。但在当时，“病急乱投医”，只得硬着头皮、厚着脸皮，因为那里是女工的集中营，较好就业。“平时不烧香”，只能“临时抱佛脚”了，她在一位越南华侨的家里，突击学习一下就匆促上阵。面试时，脚一踩缝纫机，布就跑偏了。如同会不会打乒乓球，一拿拍子内行人就能判断出来。涉及到技术性的东西，难以滥竽充数。她心理凉了半截，估计没戏了。不料那位西腊老板挺宽容的，把她留下边干活边学习。在那一家制衣厂里，她竟然干了九个月的时间，意外掌握了一项谋生的本领。

    交谈中，最让她刻骨铭心的是在一家家具厂，老板是鬼佬（她称西方人为鬼佬），工人需要会说英语，对此懵懂无知的L女士，与一名初晓英语的上海女性一起去应试，两人只能留用一个，她觉得自己只是陪衬，不料鬼佬倒有一颗善良的心肠，把她们两人都留下了。

    这些家具可不是吃素的，皆为铁件，高大又笨重。她的工作是把两片的散件，用高温的办法连接成为抽屉，只是力气偏小，经常要用身体做支撑，而两片的铁件往往连接歪，不得不拿去敲开再返工，结果又颇费周折，搞得啼笑皆非。好在有些男工含有恻隐之心，经常出手帮助。半年以后由于家具厂效益下降，裁员20多人，她难逃被裁的命运。

    在打工生涯的数年时间里，她像走马灯一样在众多的企业里转换，西餐店、蛋糕厂、食品包装厂、车行洗车、零件厂等等，不一而足，表面看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其实是笨手笨脚造成的，而有些是越俎代庖，女人干了男人的活，以致干不长，老被炒鱿鱼。攒足教训和经验后，她才开始初尝甜头，到一家五星级酒店里打理房间的内务，工作环境和工资收入似乎都有一定的提升，算是站稳了脚跟，有点苦尽甜来的感觉。

    刚到澳洲时，所谓的“留学”，就是过语言关。交了半年的学费，她选择每天下午去上半天英语课。为了做到工作学习两不误，她上午上半天班，傍晚下课后又去干一个夜班，像陀螺一样旋转不停。上课时经常迟到，好在英语教师感同身受，体谅这些“留学生”生活的不易，也就实行“打鸟政策”，睁一眼 闭一眼。

     说起往事，表面上轻描淡写，磨难却深入骨髓。那时为了节省一元的公交钱，她到一个企业上班，往往要走20多分钟的路，再坐一个多小时的火车，然后又走半个多小时的路，才能到达。特别是晚班归来已是夜深人静，她还要穿越一段偏僻的小道，难免提心吊胆。而一坐在火车上，往往眼皮就打架，轻则打盹，重则入眠，鼾色伴随铁轨的节奏，错过站点是常有的事，火车似乎已成为她打工路上流动的休息点。

    谈到对企业老板的印象，她深有体会地认为，“鬼佬”（欧美澳洲人等）一般比较遵纪守法，讲信用，该给工人交保险就照交，不拖欠工资；华人老板就不一定，有的还凑合，有的行为则不端，或拖欠工资，或不给缴纳保险。我此次从澳洲打道回府时，因看不懂商品的英语介绍，在悉尼机场免税店找一位能说普通话的中国籍女店员买“蜂胶”，结果卖给我的是葡萄籽加工的其他产品，白花了几百元（人民币）。

    L女士向我袒露她刚到澳洲的心理历程：由于语言不通，工作艰辛，生活节俭，她心有悔意，不懂得珍惜在老家永春的幸福生活，一时头脑发热，来到澳洲吃尽苦头。另一方面尤其想家，没有工作时的那段日子，白天躺在地铺上，望着窗外蓝天上的白云，不知哪朵是家乡飘来的。那种心境如同诗人范方写的一首诗，反映一位游子外出思乡，坐在旅馆的床前，百无聊奈“把一双鞋子摆来摆去，摆成归船”。

三

    没有技术性的工作，毕竟只能赚取低报酬的工资，难以较大幅度改变生活的层次，此时不安份的因子又在她的血脉里涌动，她开始尝试经商。1996年，她辞掉酒店的工作，盘过一家即将关门的鸡肉店铺，投资5万元重新装修。为了工作方便，她把自己住家的房子租出去，自己一家迁居到鸡肉店旁的租房。为了搞好销售，她四处宣传，一个严冬的夜晚，天下着毛毛雨，寒风刺骨，她还站在路边发放广告，冻得连话都说不清楚。

    销售的过程，有时也危机四伏。有一次，她推着一大桶鸡肉，冒险到越南人集中居住的“黑区”（贫民区），那里治安较差，时有抢刼、贩毒等犯罪活动。路过一陡坡，她连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才到达坡顶。在黑区里，有人向她推销毒品，有人妄图动手动脚，都被她机智地化解了。以后她再也不敢光顾那种地方。

    因为竞争引起同行的嫉妒，有的人就冒充顾客，恶作剧地打电话到店里，预定了十只加工的鸡，最后自然没来拿货。干完一天的活，她回到家里整个身子像要散架似的，由于租房没有洗衣机，每天换下的一堆脏衣服无力搓洗，她就泡在浴缸里，然后用脚踩一踩了事。由于经营惨淡，鸡肉店开不到一年就寿终正寝。

    之后，她在家里做蔬菜沙拉提供给餐馆，还兼做面包，也就是把半米长的面包涂上牛油和香草等调味品，然后切成小块装箱送面包店。

    1998年开始，她又开始涉及水产生意。 那是远在上千公里外的偏远农村，许多养殖场用地下水养育出来的盲鰽鱼（也称金目鲈），质好价廉，她买了辆二手的破旧货车，又雇佣两位司机，专门跑养殖场载鱼，来回得耗费两个整天的时间，载回来的鱼放在一个租赁工厂的各种规格的鱼池里。

    刚开始卖鱼时，她从餐馆到鱼店一家一家地介绍推广他们的产品，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全悉尼90％的海鲜酒楼及渔店，都和她的公司建立业务关系，每天分别送一次鱼。实际上搞这种工作并不轻松，一个原因是有时送的地点是没有电梯的楼房，她只能用手提上去，活鱼不断也拍打水花，溅得她衣服都湿透了，加上汗水，混合在一起，衣服湿了干，干了湿，与干苦力活无异。刚开始卖鱼，由于鱼池放太多的鱼，加上大小鱼混在一起，导致一些鱼的死亡。那时一看到鱼肚翻白，她就心疼得掉泪。交了一些学费后，开始请教有经验的人，才逐渐走上正轨。  

     由于资金有限，买的那辆旧货车不时发生故障。她对我坦言，最怕晚上接电话，因为可能是货车出现故障抛锚在路上，遇到这种情况，还得请一辆大车去拉那辆小货车，费用是每次1200元。

    有一年的中秋节，由于司机疏忽没有接好鱼池的氧气管，结果一吨的鱼因缺氧全部死亡。为了保证供货的信用，她只得去零售店买鱼，然后用批发价供货，就是贵买贱卖，结果亏损了一万多元。当然更为烦心的事情，是有的老板故意拖欠鱼款，迟迟不还，有的甚至到关门倒闭也没有拿到钱。面对这种厄运，只能是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即便再忙，L女士也会注意自己的形象，匆忙时，她就利用开车等红绿灯的短暂时间，或化妆，或吃几口饭。这种见缝插针的行为，是对紧张工作的一种科学调济。

     2001年初，她的女儿席琳出生2个月的时候，她又重整旗鼓，开了一个便利店，经营牛奶、面包等食品和其他杂货，还有报纸杂志。为了便于顾客购买早餐，她凌晨五点起床，六点开店营业。她丈夫到餐馆上班时把女儿送到她店里，她既要经营生意，又要照看女儿。尚处于襁褓中的女儿，只能坐在婴儿车里，跟她经风雨见世面，许多邻里街坊的顾客都亲切地叫她的女儿为“席琳”或者“甜心”。晚上七点关完店门，她还得带上女儿，马不停蹄赶到大超市进货补货。

    便利店的经营还算顺利，但尚在酒店里供职的丈夫却不满足于此，想做更大的事业。2002年，她走遍悉尼的大街小巷，四处寻找商机。想开超市找不到场所，最后听取中介的建议，决定开一家咖啡店。物色好一个毗邻高速路的两层楼作为经营地点后，投资装修了20万元。此时她动员老公辞职一起经营“夫妻店”。一楼作店铺，二楼作为居住点。早上四点起床，做准备工作，六点开门。此时路过的司机、附近的居民就纷至沓来购买早餐，经常人多得要排队。三餐之间，才有简短的喘息机会，晚上要忙到八九点才能休息。

    只是人算不如天算，后来由于高速公路中间设置围栏，有形阻隔了另一边人员的往来，顾客减少大半，生意就难以为继，只得改变地点，另起炉灶。但在多方尝试之后，经营咖啡店符合西方人的饮食文化，才算是她多年做生意摸索出的一条成功之路。2004年，她们夫妻俩又在一个中产阶级居住点，并拥有学校的区域新开一个咖啡店，投资50万元，同时又在别处连锁一家，事业初具规模。

    L女士说，打工在于耗费体能，虽然收入较少，但比较单纯。做生意是既耗费体力又耗费心力，刚开始，有时赚钱，有时亏损，甚至像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让人如履薄冰。直到后来积累了开咖啡店的经验，才进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地。

    谈到自己当老板的过程，最让她欣慰的不是钱赚多少，而是传承中华民族的人性化管理，把工人当作朋友；加之她借鉴鬼佬的那一套行事原则，循规蹈矩，诚信经营。两者兼容，形成中西合璧的企业文化，老板和雇员和谐相处，有时她去忙其他事情，无暇顾及公司经营，企业照常运行。

四

    由于悉尼承办2000年奥运会，澳洲政府需要大量增加人才和工作人员，并出于人道主义精神的考虑，遂“大赦天下”，放宽留学定居政策。对于他们这批1989年赴澳学生，通过英文考试及相关技术技能考核后，于1995年她终于拿到“永久居住证”，开始享有回乡探亲的权利。她归心似箭，一周时间就回到故乡。是啊，游子犹如候鸟一样，即便远离家乡千万里，到时候还是会辗转飞回来的。首次回乡探亲，当她看到母亲站在门口望着远方归来的女儿时，赶紧跑上去，拥抱她的母亲，然后“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没有离乡背井的人是无法理解这种心情的。

    此后每隔一两年她就返乡，即使双亲已经阴阳两隔，也不改初衷，除了探亲，还有访友，哪怕泡一杯茶，吃一顿饭也能聊以慰籍浓郁的乡愁。就像我在《那一杯红酒》书写的：“杯中盛满的是故乡久负盛名的佳酿红酒，那是氤氲环绕心胸微甜的乡情。野菜的聚集和红酒的荡漾，是你熟悉而又陌生的风味，野气横生，正宗自然，通俗透露高雅，随意而不规范。这是未曾被灯红酒绿所渗透，功名利禄所污染，人情冷暖所改变的”。

    4月份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行，悉尼是最后一站。我和一位同行的潘姓朋友应邀到了L女士的别墅，房子毗邻悉尼四大著名大学之一的麦觉理大学，名副其实的学区房。那是她2006年购置的两层别墅，面积600多平方米，刚买时花费70万元，现在已值200多万元，一楼租给学生，二楼自住。在中间隔着另一户别墅的旁边，是她2007年买的另一幢别墅，房子的结构、面积一样，现在出租。她已经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坐享租金的生活。我跟她开玩笑说，中间那一户如果要卖，我就买起来，和你为邻，可以经常蹭你的酒喝。其实她在悉尼的其他区域还有两处房产，虽然近年来澳洲房价开始下跌，但那两处房产还是保持了原有的价值。而在故乡永春，她还购置了一幢别墅，或许已升值不少。

    参观L女士的别墅，房后的树木和草地，以及房前的多种花卉，似乎有一种自然和人文的浓郁气息，融入了她的情怀。那一天，她为了去接我和朋友，回来才吃晚饭，她随便热一下剩饭吃，却打开一酒白葡萄酒让我们两人喝。我说澳洲有“四多”，其中有一个是肥婆多，还有一个是酒鬼多。她坦率地说，她也是酒鬼。我想，可能是生活习性，也可能是工作压力的缘故，在夜色笼罩下，只要一端起酒杯，无论是自斟自饮，抑或与友人小聚，疲惫、烦恼与轻松、释放都在这一杯酒中找到新的平衡。酒与咖啡是澳洲人喜爱的液体，弥漫在大街小巷和小镇的旷野中，“酒鬼”是一种夸大方式的调侃。

    随后，她用私家车载我们游览悉尼的夜景，美轮美奂的。最后，她找了一家熟悉的酒店，点了几道菜，我们就边喝边聊天，她谈到打工和创业的艰辛往事，让我们感同身受。翌日晚上，她驱车半个多小时到我们住宿点附近的酒吧，带我和其他同行的乡友参观了睹场，并继续喝酒聊天。临别时，她有点感性地对我和潘姓朋友拥抱了一下说，真舍不得你们走。彼时月色当空，我们都深受动容。

    她的澳洲经历，无疑上是一个励志的故事，我零敲碎打般听过不少，而首次听到的潘姓朋友，当晚竟然失眠，思考了很多人生的事情。他说他那时如果来澳洲，不知会怎么样？是的，成功、失败，或者打道回府皆有可能。然而许多人正是凭着信心和毅力，跨越了种种困难和障碍。

    L女士一再对我说，虽然到澳洲经历了酸甜苦辣，吃过不少苦头，但她认为那些挫折或者困难，积累了丰富的教训和经验，成为工作和生活的老师，磨砺了她的性格和意志，让她能够坦然面对艰难险阻，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

    值得欣慰的是，她的女儿席琳已年过十八，长大成人，并考入悉尼最好的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她说女儿传承了她的基因，也受到当地的价值观理念，独立好强，从不向家里伸手要钱，而是通过自己打短工、做家教增加收入，解决自己的生活费用。同时为了锻炼口才，还经常参加演讲活动。

    是的，在我眼中，她是一位平凡又不平凡的女子，我知道，她的眼光既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也关注社会。前两年由于连续干旱，澳洲的一些农民歉收，社会上发起一股爱心活动，有两个大超市在开展义卖商品，把所得的利润捐赠给灾区，她也积极投身其中，买了不少商品。

    还有一次，有人谣传一些种植户的草莓被人下了毒，害得成熟的草莓无人问津，种植者惶惶不可终日，她和当地的许多市民踊跃购买草莓制作浆汁，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受害者。

    随着许多中国人不断移民澳洲，L女士经常现身说法，用自己在打工、经商和购买房地产方面的经验去帮助那些新的移民，而且乐此不疲。她说，能让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少走一些弯路，少遭受不必要的挫折，就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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