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五里街古镇有两个柴火市场——柴芼埔。

第一个柴芼埔设在“中街”的“巴萨”后，“巴萨”即市场，始建于民国九年（1920年），是五里街古镇内最繁荣的集市中心，其后面有一个2000多平方米的场地，设柴芼埔。此埔交易的杉木、柴炭、竹木器、芼柴草等，主要以柴木和山芼居多。达埔、石鼓等地农民自挑柴芼等到这里交易。每天至少有300担以上。

第一柴芼埔的“称重人”是西安村的林鸿暂老先生，他为人老实、和气，“称重”公道，不偏袒买方和卖方。他当“称重人”时间较长，后因病去逝，接替他的是华岩村一位叫“赞婶”的中年妇女。她是农村的家庭妇女，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却“字目算盘精”，头脑好用，有较强的记忆力，厝边长辈都赞扬她为人厚道，信得过，当“称重人”是再好不过了。一直到“巴萨”改造为“永春中百公司五里街门市部”才结束她“称重人”的行当。

第二个柴芼埔设在“新街”的吴厝桥头内100多米处的街道两旁。从苏坑、介福、吾峰、吾东、吾边、高垅等地的农民将山上砍来的松木、山芼、树枝等挑到这里交易。其“称重人”是西安村的郑秀玉女士（即孟宗婶）。她为人忠厚诚实、公道、好人缘，大家信得过。她做“称重人”的时间最长，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才结束。

孟宗婶今年已经九十八岁高龄了，身体还很健康。她天天清早都到华严室点香诚心拜佛，喝茶聊天，她曾参与华严室的管理事务。她平时经常帮忙第六的女儿、女婿做卖日常用品的生意。她子孙满堂，过着快乐美满的生活。她的外甥王向东先生是泉州、厦门两地有名的企业家，不但培养自己的孩子上了北京大学，还热心家乡的教育和公益事业。

当时，每百斤松木柴价钱一般为2-3元，如果柴木干且好劈耐烧，价钱会高一些，山芼比较便宜，每百斤价格在1-1.5元左右。第二柴芼埔平时每天的销售量在200担以上，高峰时一天有300担。以柴木为例，一担松木柴50斤以上收“称重费”2分钱，一担100斤以上收3分钱，一担在50斤以下不收称重费。如果遇到农民柴木卖不出去或有大柴柈难卖，其“称重人”还会联系县酿造厂、永春中学、餐馆、机关食堂等，由他们派人用“虎头车”来购买运走这些柴木，当然价钱要便宜些。

柴芼埔的“称重人”由当时的主管部门“市管会”任命，不收他们任何“管理费”，称重的收入全部归“称重人”所有。“称重人”主要职责是主持公道，让买卖双方都放心。

买方看好柴木，与卖方讲好价钱，由“称重人”开出发票（即“收据”）（“称重人”自制的加盖私人印章的收款票据）作为凭证。称重的费用由买者承担，卖者负责把柴木挑送到买者家中。如果路途较远，买者要适当补贴一点“挑工钱”。我家的柴火都到吴厝桥头处买，它离我家近。

这两个柴芼埔的设立，一方面方便了五里街居民及一些企事业单位烧饭做菜烧水的燃料之需，另一方面便于农民卖柴芼，将换来的钱去购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五里街的商业发展，双方都有利。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初，五里街供销合作社在“新街”中部开设了一个煤炭经营部，居民凭票按人口供应煤炭。因为煤炭价格较便宜，烧煮方便，随时有热水，五里街居民大多用煤炭做燃料，买柴芼做燃料的就急剧减少了。到了文化大革命后的“上山下乡”时，五里街大部分居民都到农村去了，这两个柴芼埔就自然而然的消失了。

五里街消防队

“五里街消防队”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由五里街派出所组织及直接领导下的民间群众组织，消防队员都是义务的，没有任何报酬。队员主要来自西安、华岩两个大队的青年，初期队员50多人，到上世纪70年代初增加到上百人。

消防工作贯彻“以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日常工作主要是防火宣传，灭火训练，火灾原因调查，防火安全检查，火灾统计呈报等。五里街消防队有五项任务，简称“五防”，即：防火、防盗、防小偷、防扒手、防毒。消防队除了灭火救灾、反盗窃、抓小偷扒手、抓吸毒人员外，还调解邻里之间的纠纷，参加五里街地区的白天或晚间巡逻，维护社会治安。

在“五里街消防队”成立大会上，派出所领导公开宣布，县公安局拨给消防队的经费，一是作添置消防器材用；二是治疗救火负伤队员的医疗费。

首位消防队队长叫王诗品，后来他到县果品公司工作。后几任消防队队长有方义贞、李炳烘、陈炳祥。

上世纪50年代的消防队队员有：孙辉淡（当时消防队中唯一的一位共产党员，今还健在，已88岁）、王金锦（别号“土匪头”）、辜联邦（又名辜世安，外号“辜哩”，解放前参加地下游击队，任代理指导员，打土匪立过功。解放后在县电力公司工作）、方义贞、李炳烘、王桂林、孙辉昆、林金富、吕金回、颜联碧、林纪通、孙金举……

上世纪60至70年代初参加消防队的有：陈炳祥（别号“九弟”）、李火燃（别号“李九”）、蒋光地、郑国宁、陈清江、颜振国、潘文光、孙秋强、林敬元、王梦豹、陈金城、郭章城、王德英、王德林、邱文凤、汤青贤……

每位消防队员发有两块用红布做成的袖章，袖章后都盖有“永春县公安局五里街派出所”的公章：一块是“永春县五里街消防队”，救火时要带的；一块是“五里街消防队执勤”，在白天或晚上巡逻时要带的。现住在五里街八二三西横路6号的王德林先生还健在，他家中还保存一块“五里街消防队执勤”的袖章（见图）。

当时五里街消防队队部设在丁字街头左边的第三间店面，它是县公产。门前挂有“永春县五里街消防队”牌匾，门内的墙壁和木架上挂有消防器材，如：头盔、衣服、鞋袜、水枪、铁耙、水桶等灭火工具。地上还有一台市拨给的用柴油做燃料的小型抽水机和灭火器。

消防队队部白天、晚上都有人轮流值班，王金锦承担大部分晚上的值班，规定的每晚值班或巡逻的两角的点心费，他都很少去领取。

在五里街消防队中，还特地挑选20多人组成一支“五里街治安纠察队”，每人发一块长方形盖有派出所公章的“治安纠察”四个大红字的牌子，执勤时要带在胸前，负责五里街地区的社会治安。

上世纪70年代初，五里街消防队在县消防大队的指导下，在县体育场进行一场有上百人参加的大规模的消防演习，围观群众一二千人。消防队员们熟练的灭火技艺，赢得观众们的一阵阵喝彩，影响很大。

五里街消防队成立28年来，出警灭火大大小小200多次，抓小偷扒手次数多得无法统计，调解群众纠纷满意度较高。

当五里街派出所的警报台的警笛一响，不管是白天或三更半夜，消防队员要放下所有的工作，从田间、商店、住宅赶往消防队部集中。穿好消防服、鞋袜，带上头盔，拿上灭火工具（水枪、铁耙、水桶、小型抽水机、灭火器等），远途的跟随县里开来的消防车出警，近途的就跑步进入失火地救火。

比较大场的救火有六次：

第一次：1956年6月华岩忠烈祠粮库起火，是五里街消防队扑灭的。

第二次：1956年秋10月的一天傍晚，石鼓镇“上场城”的“百二间”的粮食仓库发生火灾。原因是仓库管理人员抽烟，火头丢在地上没有完全熄灭，被风一吹引起大火，“百二间”的房间全被火烧了。当时五里街派出所领导李连基与五里街消防队的领导王诗品、方义贞、李炳烘，带领队员孙辉淡、王金锦、辜联邦、孙辉昆、陈玉辉等三十多人，带上灭火工具跑步到失火地灭火，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把火灭掉。

第三次：上世纪的1957年冬季，12月份，因为天干地燥，天马山近百亩山地，在晚上7-8小时左右发生山火，县公安局干部陈能盛，五里街派出所领导颜文肯和五里街消防队的领导方义贞、李炳烘，带领队员王桂林、孙辉淡、王金锦、辜联邦、吕金回、林金富、颜联碧、林纪通、陈玉辉、孙金举等三十多人，有的跑步、有的坐自行车，到失火地，用大把的松树枝绑在一起灭火，到了第二天凌晨才把火熄灭。

第四次：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一天的中午，石鼓镇的坑园村，一座祖厝起火，原因是一家住户的一位老大娘煮中午饭时，没看好正在燃烧的灶堂内的山芼，掉落地上引起灶堂前一大堆山芼起火，一千多平方米的古大厝几乎化为灰烬。五里街派出所领导尤裕纳和五里街消防队的领导方义贞、李炳烘、陈炳祥，带领队员孙辉淡、王金锦、陈玉辉、郑国宁、吕金回、林金富、颜联碧、林敬元、邱文凤、郭章城、汤清贤、颜振国、潘文光、陈金城、孙秋强、王梦豹、陈清江、李火燃等三十多人去把火扑灭。

第五次：1977年5月24日，蓬壶三角街对面公路的地下战备汽油库发生爆炸（据说该油库是全省最大的汽油库），油桶飞上高空引起弥天大火，火焰高达20多米，原因是管理人员抽烟，烟灰吹入油管道引起的。县领导亲临火场指挥，永春县消防队、永春货车五队，城关消防队、县公安干警、蓬壶民兵、群众、五里街派出所的领导刘金盛、黄天源和五里街消防队领导方义贞、李炳烘、陈炳祥带领队员孙辉淡、王金锦、陈玉辉、王桂林、孙辉昆、吕金回、林金富、、颜联碧、林纪通、孙金举、李火燃、蒋光地、郑国宁、陈清江、颜振国、潘文光、孙秋强、林敬元、王梦豹、陈金城、郭章城、王德英、王德林、邱文凤、汤清贤等五十多人，各自带上灭火工具，全力以赴，坐上县公安局的大卡车，跟随县四辆消防车一起出警，但灭火力量不够，又从德化、南安调来六辆消防车（包括德化空军消防队的）还是不够力，最后从泉州调来十二辆消防车，一共二十二辆消防车，最终才把火灭掉。这场大火几乎把地下油库的几百吨汽油烧尽。油库管理人员自知罪孽深重自杀，后被救活。

第六次：1981年3月4日，我县发生三十多年来最大的一次火灾，县皮塑厂因小孩玩火引起四层大楼的机修、制鞋车间和职工宿舍失火，一时火焰冲天，聚乙烯毒烟滚滚，形势十分危急，县消防大队、五里街消防队、五里街派出所干警、五里街公社、石鼓公社的干部、周边村队的干部、群众两百多人全力以赴，迅速赶到火场，从四楼救出两名被熏昏的女工，送县中医院抢救脱险。在奋力救人的同时，发挥消防器材的优势，压制住火头，扑灭了大火，避免了大面积燃烧。

这六次大火好在都没有发生人员伤亡事故。

1953年秋的一天，群众在丁字街头围观“大肥天德”打拳棒卖膏药，这时有一个年青人站在一位穿着当时流行的“列宁装”的女孩（颜贻同的女儿）后面，正当这个年轻人夹起女孩右边斜口袋（没有缝纽扣）里的钱包时，被巡逻到这里的消防队员王金锦、孙辉淡发现，当场逮了个正着。带到五里街派出所审问后，所领导派王金锦、孙辉淡及一名民警把这个扒手押送到县看守所。

这个扒手叫陈某天，安溪人，30岁左右，他常在安溪、永春、德化一带流窜作案，屡屡得手。在押送的路上，他说了一句话：“我当扒手16年，从来没有失手过。没想到今天第一次到五里街作案，第一次被抓了……”后来，陈某天被地方法院判了有期徒刑。

上世纪70年代初，五里街派出所破获了一起轰动全县的假币案。当时五里街一带发生多起盗窃案件，同时发现市场上有人使用“伍圆”的假币。县公安局领导高度重视，加强了侦破工作。参与侦破的除了县公安局和五里街派出所的干警外，五里街消防队的王金锦、孙辉淡、陈炳祥、方义贞、李炳烘等人也参加。通过周密的侦查和群众的举报，最终抓住了犯罪嫌疑人——林某森。

林某森，仙游人，40多岁，他流窜到永春，住在其狱友王某某家。

这一天晚上，王金锦等十多位消防队员从桃城的“白马寺”出发，沿山路在大坪山房屋里抓住了林某森。当场缴获了两块铅版模具，即制作1960版的“伍圆”假币的工具。一块铅版的正面是“钢铁工人拿着钢钎”，另一块铅版的背面是“起重机工人在作业”，与真币的图形、长度、尺寸一模一样，用道林纸印制，印不清楚的地方用水笔描绘，印了五十多张，已出手二十几张，都是利用晚上光线不足在市场上使用。而在林的住地房间里也缴获他盗窃来的金、银首饰、手表等物品。林某森犯了严重破坏金融市场和扰乱社会治安两大罪，后经省高院审判，最高法院核准判处林某森死刑，立即执行。而王某某虽没有直接参与林的作案活动，但他窝藏犯罪嫌疑人，知情不报，也触犯了刑法，被地方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

1975年晚秋一天晚上，五里街派出所指导员黄天源突然通知消防队的王金锦、孙辉淡、陈炳祥、李炳烘、林敬元等人，晚上九点到五里街派出所集中，需带手电筒。他们到了派出所看见县公安局一位副局长和三位警察已在等候。副局长说晚上要执行一项重要任务，宣布了几条纪律：(一)路上不能讲话；(二)到达目的地时不能抽烟；(三)一切行动听指挥；(四)要保守晚上行动的秘密，不能向外泄露半点信息。最后才说晚上要到大羽村抓特务。

九时半他们十人出发，从后格走山路到大羽村，找到村大队书记和大队长，告知来意，请他俩带队。在郑某华家周围埋伏至十时半，敲开他家的门。进去时，郑还在房间里抽烟。郑某华，大羽村人，60多岁，他年轻时去了台湾，参加了台湾的特务组织，接受培训。这次是受台湾特务机关派遣潜回大陆收集我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回来还没有一星期就把他抓获了。在他的房间里缴获了一台小型收音机、台湾出版的报纸和一木箱的台币。后郑某华被县人民法院判了有期徒刑。

五里街消防队在灭火救灾、反盗窃、抓小偷、抓特务、维护社会治安等做出优异成绩，在上世纪70年代受到晋江地区（泉州市的前身）公安局的表彰。

五里街消防队的纠察队员分批轮流，白天、晚上都在五里街一带进行巡逻，发现有陌生人进入五里街，就会引起注意，甚至跟踪，所以破案率较高。

当时五里街群众还经常说一句话：小偷、扒手最怕五里街的“土匪头”（即王金锦）。为什么？据说“土匪头”捆绑人最严实，越动越结实，小偷、扒手绑后都不敢乱动。五里街派出所对小偷、扒手审讯后也都叫王金锦、孙辉淡、陈炳祥等人把他们押送到县看守所。“土匪头”在各项行动中都是冲锋在前，勇于担当，不计报酬，他在五里街老百姓心目中代表正能量，值得点赞。

王金锦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安排到县防疫站工作，后调到县环卫所任五里街环卫站负责人。他主要任务是收卫生费，也经常与职工一起打扫街道，直到1989年退休。2010年初去世，享年82岁。

五里街消防队在上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组织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逢节假日在丁字街头，吴厝桥头，实验小学等地演出，唱革命歌曲，表演舞蹈（如“捉蚌舞”、“桃花搭渡”等），演戏剧选段（如“白毛女”、“陈三五娘”等）。消防队有几对年轻人在文艺宣传演出过程中谈上恋爱，培养了感情，结了婚。

1978年永春县武警部队“消防大队”成立后，加强了防火抗灾的力量，五里街消防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于1982年底撤销。

五里街消防队是五里街群众可信赖又得力的民间群众组织，它为治理和稳定五里街地区的治安环境，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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